早在2年，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便在我国8个城市试点执行，然而历经十多年试点基本无功而返，其中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垃圾分类政策缺乏刚性的制度保障，公众对垃圾分类认知水平低;其次，垃圾分类标准复杂，普通民众难以理解;政府主导不足、缺少监督等也是关键。因此，垃圾分类政策还需不断完善。

　　试点十余年无功而返垃圾分类常态化尚需时日

　　一说垃圾分类，那就肯定得谈欧洲。我们知道，欧洲的发达国家早已实行了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甚至哪天丢什么垃圾都有相应的“课程表”。也有一些城市会在垃圾站设置许多垃圾箱，居民需要事先在家里把垃圾分好类，然后拿到垃圾站一样一样地放进不同的箱子里。

　　在瑞典，人们扔垃圾就是要去垃圾站的，垃圾站一般有8个巨大的垃圾箱。每天黄昏时分，人们还是抓紧下班之后的时间开车过来丢弃自家的生活垃圾。有趣的是，某些时刻前来丢垃圾的私家车竟然还要排队。而丢垃圾的全过程——冗长而复杂。人们在第一个垃圾箱里丢完垃圾之后，又来到第二个垃圾箱旁，然后又颇有耐心地走到第三个、第四个……乃至第八个垃圾箱边，期间还要时不时回到车里去取其他需要丢弃的垃圾。

　　反观中国，垃圾分类在我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词汇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早在2年便在我国8个城市试点执行，自此垃圾分类正式进入各级政府政策议程。然而从实际推行效果来看，绝大多数居民尚未建立垃圾分类的习惯，垃圾随意投放的现象依然普遍，坚持垃圾分类的区域寥寥无几。垃圾分类政策历经十多年试点基本无功而返。

　　为什么会无功而返呢?

　　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其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可。但是城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政策的推行过程中所取得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原因有很多。首先，垃圾分类政策缺乏刚性的制度保障，公众对垃圾分类认知水平低，有些人能够坚持垃圾分类投放，有些人则不愿意;另外，个别城市的垃圾分类还出现随主政官员变动而发生变化的现象。有些领导重视垃圾分类，便会在他任期内出台政策，力推这项工作，但当其调任或退休，接任者未必对垃圾分类那么用心，这项工作就可能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另外，我国的垃圾分类政策中的垃圾分类标准，其最大的缺陷之一就是分类标准不能为居民们所理解。多数居民在判断一种垃圾属于何种类别时，依照的往往是自己的生活经验，而非政策制定者确立的分类标准。制定规范与遵守规范的人对垃圾分类的理解有偏差，运作起来就必然产生混乱，也就偏离了分类的初衷。

　　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比如城市居民对垃圾分类政策的不配合、政府主导不足、现有垃圾分类政策可实施程度不高，缺少监督等等。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明确垃圾分类标准，进行强制垃圾分类

　　生活垃圾必须要进行强制分类，根据本城市垃圾种类和产量的具体情况，明确垃圾分类标准，将标准下发于各家各户，并做相应指导，要分地区实施垃圾收费政策。对于发达城市中具有较好管理水平的物业小区，可以采取购买可降解垃圾专用袋的方式，即将垃圾收费包含在垃圾价格中，这种方式接近于垃圾直接计量收费，且成本小、效率高，并且市民弃置的垃圾越少，缴纳垃圾费越少，同时可回收物可以换购垃圾袋，垃圾费可以采取由物业部门或者居委会收缴;对于其他分散管理难度高的居民，可以采取类似台北地区较为原始的委托代缴制度，如随水、电、燃气费用征缴。

　　收费与财政补贴相结合

　　为了提高物业或者居委会、社区以及其他垃圾分类部门和企业投入的积极性，政府在强制垃圾分类的同时，应与财政补贴相结合。设立专门的垃圾分类财政补贴，就像对垃圾焚烧投入较大的补贴一样(上海地区每焚烧1t垃圾，补贴12元)，并且补贴力度要大于其他任何垃圾处理处置方式，最大限度地支持垃圾分类，形成以经济刺激为导向的回收系统。

　　政府监管与居民相互监督相结合

　　居民是垃圾的主要制造者，同时也是垃圾源头分类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引导与调动居民垃圾分类积极性至关重要。在垃圾强制分类前期执行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居民偷扔垃圾的情形，若强制政府独立做监管居民垃圾分类工作，监管成本就会太高，这时就需要物业、居委会或者志愿者的督察和监管，对随便乱扔垃圾的家庭进行处罚，若不能确定“肇事者”，则需小区所有用户分摊罚款，增加居民间的相互监督。同时让居民主动揭发垃圾不分类或乱丢弃的家庭，被举报者经核实情况属实，将对其进行罚款，全部奖励或部分奖励于举报者。这样长久之后，从“强迫成习惯”到“习惯成自然”，形成自我约束，使居民的垃圾分类工作成为一种自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