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旧时地方设立供人读书或讲学的处所。据考，书院始于唐，兴盛于宋。当时四大书院之称，源于宋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学校考》之天下四大书院为：“石鼓书院、岳麓书院、金山书院、徂徕书院”，此说法无有争议，南宋诗人范成大的《骏鸾录》和清代全祖望均赞成。朱熹《石鼓书院记》则云：“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民国时期陈登原于《国史旧闻》刊载古代八大书院是：“石鼓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茅山（金山）书院、龙门书院、徂徕书院”。之后，盛朗西、陈登原在《中国书院制度》中说中国古代六大书院，分别是：“石鼓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1998年4月29日，国家邮政局在商丘举办了“四大书院”邮票首发仪式，邮票所选四大书院为：“岳麓书院、应天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其时惟石鼓书院与嵩阳书院有争议，原因是：石鼓书院毁于日本战火，去石鼓书院实地考察的人员只见山石，不见书院，而后改选河南登封嵩阳书院。

综前所述，无论天下最著名的四大书院、六大书院，还是八大书院，惟岳麓书院不但无异议，且因石鼓书院毁于日本战火，岳麓书院为天下著名书院之首。穷究其因，正是笔者想要讨论的话题，即：张栻与岳麓书院的学统地位。

一、岳麓书院因张栻“朱张会讲”的学术交流

才有理学争鸣自由开讲大本营的学统地位

所谓学统地位，就是学脉授受传承的学术传统，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

岳麓书院作为古代四大书院之首的著名学府，自宋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始，历经八年苦心竭力的奋斗，岳麓书院才有“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理学争鸣、自由开讲的学术大本营之学统地位。

张栻师承理学大师胡宏，他不但继承胡宏之学，而且还在吸收二程、张载等前辈学者理学思想的同时，其学自成一派。南宋思想家陈亮说：“乾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朱熹在《中和旧说序》写到：“闻张钦夫（张栻字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则往而从问焉，钦夫告予以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朱熹问道张栻，使岳麓书院成为了不同学派之间的理学家们，开展学术研讨与讲学活动的场所。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理学大师朱熹偕同其弟子李择之、范伯崇,从崇安出发，到岳麓书院问道张栻“《中庸》之义”，围绕中庸、太极、乾坤、性与情的关系请教张栻，三日夜而不能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

“朱张会讲”说的是朱熹问道张栻，张栻朱熹单就此事而言，应为师生关系，张栻是老师，朱熹是学生。况且在心性论方面，朱熹接受了张栻诸如先察识后涵养、心为已发和性为未发的观点，显示出张栻处于执教地位之上。朱熹也常说：“己学乃铢积寸累而成，如敬夫则于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敬夫“学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所以，张栻应位于朱熹之前而称“张朱会讲”。更何况唐代就有“一字之师”的典故呢？“一字之师”说的是：“郑谷改诗僧齐己《早梅》诗：‘数枝开’作‘一枝开’，齐己下拜，人以谷为一字之师（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其实，宋元时期，大多儒者就是这样认为的，都将张栻排在朱熹之前，像真德秀、虞展、吴澄等人皆言“张朱之学”。到了朱明皇朝，皇帝朱元璋姓朱，就把本家朱熹捧到孔庙，朱熹《四书集注》成为读书人必读书目，朱熹之学成了为官学，把区域性文化上升为国学文化，故改“张朱之学”为“朱张会讲”延续至今。

朱熹问道张栻，岳麓书院首开书院会讲、自由论道、讲学之先河，慕名云集于岳麓书院的听众超千人，有谚语说“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会讲时，骑马参听者之多，以致“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清.赵宁《岳麓书院志》卷三），可见听者之盛。元代理学家吴澄说：“自此以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地以人而重也”。言之所意，是说岳麓书院，因有张栻才有理学学术交流大本营的学统地位。

二、岳麓书院因张栻传道济民教育宗旨

才有后学传承弦歌不绝的学统地位

张栻主教岳麓书院，主张以“成就人材”，“传道济民”为教育宗旨，在其《岳麓书院记》中指出：“岂特使子群居族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教育就是要为社会培养经国济世的人才。这就是他办学的教育宗旨。正是这种教育理念的传承，才使得岳麓书院有千年学府，弦歌不绝的学统地位。

张栻主教其特点：

①在教学程序上，主张由浅入深，由低到高，重视学者品德培养，对学者首先灌输“小学”、“六艺”之学，使学习渐达高级阶段，然后再研修深造。

②在教学内容上，强调以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他自撰《孟子说》为教材，在其序中说“学者潜心孔孟，必求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明义利之辨”。他把官场腐败归咎于儒术不兴，他批评说“今日大患，不悦儒学”，训导诸生“先于明义利之辨”。

③在教学方法上，主张循序渐进，学思并进和独立思考。他说“学者之于道，其为有渐，其进有序”，“学、问、思、辨、行，而五者皆贵于弗措（弗措：循序渐进，坚持不懈）。

④教育要求，使学者“明人伦”，“其所以学者，何也，明人伦也”，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要求把伦理道德纳入儒学教化的轨道。

⑤教育宗旨，就是培养“传道济民”之才。所谓传道济民，传道即传承儒家道统，担当起儒学继承和弘扬的责任；济民，即经世致用，匡济天下，强调儒家学者应具有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深切体现了儒家学者的理想人格与传统价值观。

清代浙东学派学者全祖望《湘学略.岳麓学略》说“宣公身后，湖湘弟子有从止斋（陈傅良），岷隐游者,如彭忠肃公之节概，二游、文清、庄简公之德器，以至胡盘谷辈，岳麓之巨子也。再传而得漫塘(刘宰)、实斋(王遂)，谁谓张氏之学弱于朱子乎! ”

原湖南大学教授、北平国学院教授兼文学系主任李肖聃在《湘学略》文中说：“南轩进学于岳麓，传道于二江（静江和江陵），湘蜀门徒之盛，一时无两”。《宋元学案》中介绍南轩门人及再传弟子，成器者达数十人。其中有“开禧北伐”功臣吴猎、赵方，官至吏部侍郎的“忠鲠之臣”彭龟年，组织抗金、“锐志当世”的游九言、游九功兄弟，善于理财，整顿“交子”卓有成效的陈琦，“光于世学”的理学家张忠恕等。他们都是张栻主教岳麓时的学生，被称之为“岳麓巨子”，他们真正践履了张栻“传道济民”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对岳麓后世学风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明清到近代，产生了一代又一代令人惊叹而又应深思的历史现象。

《走进岳麓书院，千年学府何以弦歌不绝》（中新网记者宋宇晟，2018年11月27日）写到：作为院长的肖永明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脱颖而出的人才，一定是有文化根基的人才，这种文化根基要从哪里来？中国优秀传统书院的教育理念不失为一个源头，南宋张栻撰写的《岳麓书院记》就提出书院不是要培养人写好文章，也不是让人考取功名，而是要传圣贤之道，造福社会，服务社会。在肖永明看来，像这类来自传统的精神内涵并不过时，相反应将之延续下去。如果将视野扩大至中国现存的所有书院，几乎很难找到一所像岳麓书院这样依然担负着教育功能的书院。

《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朱汉民谈岳麓书院的学术传统与教育传统》（《光明日报》记者刘剑，2020年12月19日）写到：张栻“成就人才，传斯道而济斯民”的教育宗旨，为元、明、清各朝的书院山长、讲学者所坚守与弘扬，同时影响了一代代湘学学人，后代如王夫之、吴道行、严如煜、欧阳厚均、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刘蓉、郭嵩焘、刘长佑、李元度、杨昌济等，他们既是岳麓书院的学统传人，又是重要的理学学者，从而影响了整个明清以至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三、岳麓书院因张栻创立“性本论”的哲学体系

才有书院湖湘学派大本营发源地的学统地位

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朱汉民谈岳麓书院的学术传统与教育传统时指出：“岳麓书院作为一所古代著名学府，既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基地，也是孕育思想与创新的学术重镇。同时也是湘学的大本营”。

“南宋理学家张栻出任山长后，岳麓书院成为湖湘派的发源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南篇）》]。笔者认为，岳麓书院不论是理学大本营，还是湖湘派发源地，都源于除张栻“成就人材，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外，更重要的是，创立了“性本论”的哲学思想体系，进而奠定了书院湖湘学派大本营与发源地的学统地位。

原岳麓书院院长陈谷嘉教授指出：“在湖南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哲学‘性本论’的人是张栻。哲学是人类文明的精华，任何文化的变革都要以哲学的变革为先导。张栻认为性是哲学的本体，实际上是把人的本质抽象为性，有‘以人为本’的内涵在里面。他第一次用‘性本论’论证了为什么天地人是三才，而且这三才如何贯通，因而为整个社会昭示了一条‘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方向，在那个时代实属不易。他的以‘性’为宇宙本体，有别于朱熹的‘理’为本体，前者奠定了人的价值和尊严，以及人生的意义，承认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充满了人文精神。而后者认为世界上存在脱离人的客观的‘绝对精神’，这是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性，充斥着一种奴性精神”（《陈谷嘉谈张栻与湖湘学派》梦尘）。

陈谷嘉教授指出：“众所周知，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时代的精华，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在内的理论基础。在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的哲学思想辐射和扩散下，引发了湖湘文化的母体楚文化的裂变，从而分化出赋有地域性特征的湖湘文化形态。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张栻是湖湘文化的奠基人，功不可没”（《张栻思想是湖湘传统文化的一个灿烂篇章》陈谷嘉）。